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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編者按
　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特別提出，推進嚴格司法，“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、工作流程、工作標準，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，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”。
　　今年以來，圍繞司法標準化，天津法院進行了積極探索。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今年初提出“加強司法標準化建設”，併列為年度十項重點工作之一。近日，該院出台的第一批“標準”，已在全市法院鋪開試行。如何通過一整套工作標準來推進嚴格司法?本報今天特推出此篇報道。
　　□本報記者王鬥鬥
　　7天國慶假期，天津高院執行局局長郝樹龍哪兒也沒去。10月5日一早，他又召集團隊成員，開了一整天的會，逐字逐條討論《天津法院司法公開實施標準》第二稿。
　　郝樹龍所在的團隊，共7名成員，來自天津三級法院。“十一後必須完成，天天都在修改。”一名成員說。
　　在天津法院系統，共有43名法官組成6個團隊，分別負責審判流程、裁判文書質量標準等文件的制定。這些“標準”經過反覆論證，作為司法標準化試點文件，已於10月20日下發天津各級法院。
　　從網上院長信箱7個工作日內回覆，到首次開庭在審限三分之一期限進行；從合議庭成員獨立發表評議意見，到裁判文書對控辯意見明確回應……一條條新鮮出爐的“標準”，如何逐一得到落實，將是天津法院院長們面臨的一次大考。
　　那麼，司法標準化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?天津法院為何要立即推行它?又將如何具體實施?《法制日報》記者進行了採訪。
　　“生產”司法裁判應有標準
　　2013年年末，在天津法院司法公開推進會上，天津高院院長高憬宏脫稿講到:“我昨天隨意抽查了幾份裁判文書，發現低級錯誤依然存在!”
　　從最高法院調至天津僅一個月的高憬宏發現:“‘再見’的‘再’，竟然寫成了‘存在’的‘在’。而且，同樣一個數字，有的地方以‘萬元’為單位，有的以‘元’為單位。用語前後不一、不夠規範的情形時有發生。”
　　“裁判文書上網，不能一上了之，而是要借文書上網，倒逼我們提高文書質量。”高憬宏稱，“正如工人生產工業產品、農民生產糧食一樣，法院的產品就是司法裁判，我們的法官要有對自己的產品負責的理念，產品不達標，就要擔責”。
　　今年1月24日，在天津法院院長會上，高憬宏面對全市法院院長再次強調，“產品有產品質量標準，食品有食品安全標準，法院的產品是司法裁判，‘生產’這個裁判的過程和最終的成果也應當有標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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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要求在立案、審判、執行、信訪等各個環節，都制定明確的工作標準。
　　隨後，司法標準化被天津高院列為今年十項重點工作之一全力推進。
　　標準是司法工作的說明書
　　“你知道標準和規範的關係嗎?”
　　“標準不就是規範嗎?”
　　“標準是最終的檢測指標，而規範是達到這個指標所採取的各種規則。”
　　“標準是河的對岸，而規範是到達河對岸的種種行為規則。不管採取怎樣的行為規則，我們的目標和評判成功與否的指標就一個:到達河對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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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年以來，在天津法院系統，關於“司法標準化”的討論逐步升溫。8月14日，在天津法官學院，天津高院還召開了一次司法標準化理論務虛會，各級法院“一把手”均到會參加。
　　會議專門請中國標準化研究院付強博士作了講座。在他看來，標準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是工作經驗的不斷提煉和總結。但是一旦形成，就成為共同遵守的準則，不依個別人意志的變化而變化。我們建立的規章制度可能多種多樣，也可能隨時修改，但是目的是唯一的，就是為了使工作“達標”。“標準”與“規範”的區別與聯繫，在理論上得到了澄清。
　　“標準化為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合法、合理、恰當，提供了客觀、具體的評價標準，有利於準確評判案件質量，明確審判責任。”付強說，標準化也有利於對新上崗的法官進行業務技能培訓，幫助他們迅速明確工作目標，有的放矢地提高工作水平。
　　圍繞司法標準化的多種要素，務虛會進行了研討，形成了共識。會議認為，司法標準是評估司法行為和司法裁判的基本尺度，是司法裁判或司法行為應當達到的基本目標。這也是個基本標準、合格標準，用於檢驗司法各環節工作是否合乎基本要求，而不是評優標準。
　　“這個標準，是檢驗司法‘產品’和考評司法活動的指標，是法官開展司法工作的尺度和‘說明書’，是司法公開的準則，是社會公眾對法院工作進行監督的對照表，是總結司法規律和傳承司法經驗的載體和橋梁，因而也是提升司法水平和審判管理科學化的重要抓手。”高憬宏說。
　　標準制定過程和標準同重
　　這兩個月，天津高院的法官們發現，辦公樓里出現了很多陌生面孔，原本寧靜的辦公樓異常熱鬧。
　　為細化司法標準化工作，高院提供辦公場所，設置6個團隊，分別負責第一批司法標準化試點文件的修訂，內容涉及審判流程運行、庭審質量、裁判文書、司法公開、審判績效考評、案件質量問題認定、合議庭工作等七方面的標準化。
　　胥曉航，河東區法院審管辦主任，“司法公開標準”課題組成員。他回憶，9月23日下午，郝樹龍局長召集他們團隊的人開會研究，第一個問題就是“如何科學認識規範與標準的關係”。
　　大家各抒己見後，郝樹龍總結:“切記我們制定的是標準，不要把標準定成規範。標準明確且能夠考量，規範則是怎麼達到標準的具體操作規則，二者有交集，但區別也很明顯。”他還強調，司法標準化也不能等同於技術標準化，不能簡單挪用企業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的生成模式。與技術標準相比，司法標準應當立足司法活動的價值追求和基本規律。
　　“制定的標準，不在於內容多少，而在於能夠讓人一目瞭然、耳熟能詳，做到實用、管用、好用、耐用。”這是天津高院黨組對6個團隊提出的要求。
　　10月14日，世界標準日。高憬宏召集了一個定調子的統稿會。會上，多位課題組負責人表示，在文件起草修訂過程中，團隊成員有過多次分歧。恰恰就是在一次次的討論和激辯中，大家最終統一了思想。
　　一位負責執筆的法官更是直言，他過去對司法標準化工作不甚理解。通過起草修訂文件，他逐漸領會到，對司法過程的標準化提煉和精細化管理，是對司法經驗的一種傳承，還能及時發現並糾正工作環節中易出現的問題。
　　法官的諸多體會，或許正達到了高憬宏的初衷:“標準制定的過程，和標準本身同樣重要。在標準制定的過程中，大家積极參与，這也是法官學習、提高和增加質量意識的過程。”
　　不註重細節仍會招致質疑
　　“十一”長假剛過，一封信訪件擺到了高憬宏的辦公桌上。當事人反映，其案一案兩號，在立案時是“第112號”，裁判時文書卻顯示“第0112號”。
　　雖然“112”與“0112”只差了個沒有實際意義的“0”，並非一案兩號，卻反映出工作中的不嚴謹。高憬宏稱，如果不從細節入手，狠抓形象公正，即便實體、程序都沒問題，仍可能招致當事人的質疑。
　　精細化標準如何在細節中體現?記者註意到，已於10月20日下發部分法院試行的審判流程運行標準中，特別提出，“案號編立準確，案由運用適當”。
　　這一標準還提出，“各類案件首次開庭在審限的三分之一期限內進行”。
　　課題執筆人、天津高院立案一庭庭長李鶴賢解釋，一個案件每次開庭的時間和間隔，法律並沒有詳細規定，法律僅規定了案件的審結期限。“司法實踐中，什麼時間開庭，主要由案件承辦人根據審理情況確定。我們在起草時，明確三分之一審限內必須完成首次開庭。這種分段的標準，要求法官更合理地安排審判節奏，避免前松後緊，審限快到時才臨時抱佛腳，影響裁判質量。這是審判管理科學化的一個重要指標。”
　　作為天津第一批司法標準化試點文件，7個試行標準中不乏亮點:
　　“不存在為提高審判質效指標而人為控制收案的情形。”
　　“裁判理由對訴(控)辯意見作出明確回應。”
　　“合議庭成員交叉閱卷並分別提交書面閱卷意見。”
　　“案件評議不存在不發表意見、僅作簡單表態等情形。”
　　“公眾開放日活動每年不少於四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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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據悉，今年12月底，各試點法院將進行試點工作總結，根據運行情況，總結經驗，查找不足，對各項標準再進行修訂完善，明年年初在全市推行。
　　“力爭用3至5年的時間，形成一套完整的司法標準化指標體系。”高憬宏表示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司法裁判有了“產品說明書”）